防考试作弊仅靠“严打”还不够

　近日，部分涉2016年研究生考试泄题案的犯罪嫌疑人，在湖北省公安县人民法院受审。13名犯罪嫌疑人被指控的罪名，涉及组织考试作弊罪，非法提供出售试题、答案罪，代替考试罪三项，这也是作弊入刑后，首次有犯罪团伙同时涉及三项罪名。

　　作弊与反作弊，是一个经久不变的历史话题，就像是猫鼠游戏，赓续千年而不绝如缕。之前，面对作弊愈演愈烈，很多人将希望寄托于立法“严打”。2015年11月1日，《刑法修正案（九）》施行后，替考、作弊、协助作弊等行为，轻则拘役，重则有期。同时，增加组织考试作弊罪，非法出售、提供试题、答案罪，代替考试罪等新罪名。而今，又在司法实践中首次“全面适用”犯罪团伙，这一套新的“组合拳”，能有效吗？

　　不可否认，立法“严打”是一种很有必要、也很有效果的手段。之前，面对组织考试作弊，非法提供出售试题、答案，代替考试等行为，只能通过“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”“滥用职权罪”“徇私舞弊罪”等来刑事追责，至于出现组织考试作弊、替考等行为就束手无策了，按照《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》处理有之，按照校规从轻发落也有之，如此效果就要大打折扣。

　　而今，作弊入刑乃至进入司法实践层面，原本游弋在刑法之外的作弊行为，纳入处罚范围，最高可被处以7年以下有期徒刑。这种最为严厉的国家强制措施，对于相关犯罪群体及潜在犯罪分子的震慑作用，不言而喻。而从组织考试作弊，到非法提供出售试题、答案和代替考试，相对完整的作弊链条进入司法程序“过堂受审”，更能打消一些人的盲从和侥幸心理，对于遏制作弊行为滋生蔓延不无裨益。

　　虽说惩罚措施的升级换代，对打击作弊不无积极的一面，但终极效果并不乐观。从历史上看，施以刑罚从来就不是一种“万能药丸”。从历史上看，历代王朝对于夹带、买题等作弊行为也是重典以对，但作弊从来就没有退出舞台。

　　其实，光靠限制犯罪分子人身自由的刑罚措施，便想要战胜作弊行为是远远不够的。根据犯罪经济学的理论，只有在犯罪收益大于犯罪成本时，一个理性的犯罪人才会选择实施犯罪。现实中，作弊行为的“犯罪收益”有多大呢？从有关新闻报道便可“管孔窥豹”。据犯罪嫌疑人罗某某交代，他买通了试卷印刷点的一名内部人员，许诺考后给予百万元现金报酬，而组织作弊的好处，只会远超此数。只要“巨额利润”摆在那里，在寻利欲望和侥幸心理的双重刺激下，就还会有犯罪分子铤而走险，只不过作弊手段变得更加隐蔽而已。

　　更为有效的途径，应当是遏制“经济纽带”，也就是让作弊不再变得如此“暴利”。对于公安部门，应采用雷霆手段，打击作弊团伙的产业链，尽可能铲除犯罪的工具、土壤。对于教育、人事等部门，则要考虑如何增加优质教育、就业资源的供应量，并在调研论证的基础上，改变“一考定乾坤”的传统方式。多元化的考核方式，除增加作弊难度，也会提高此类犯罪的经济成本，也更容易保证公平。

　　当然，从深层次来说，还应塑造一种公平诚信的文化环境，形成“不想作弊”的文化自觉。如此，还须强化对社会、家庭、个体的教育熏陶，激浊扬清，持之以恒，让纯净的考风一步步树立起来。